摘要:创业刚刚起步,虽然积蓄花了不少,店里营业状况也才刚刚复苏,但阿星对未来颇有信心。他再度出山游走各地调音,用调音的收入补给不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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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麻乐

“先活下去,先把今年活完。”广州不大空间的老板阿星(王智星),在今年8月底还在等待演出市场的复苏,那时“粥多僧少”,来订场的主办方寥寥,理论上的9月旺季,门可罗雀。

两个月过后,不大空间11月的周末档期全被预订一空。不大空间是一家融合livehouse、录音棚和咖啡软饮店于一体的综合音乐活动场所,坐落在广州西关老城荔湾湖畔。

聚焦新乐队演出市场,广州200人以下音乐空间创业样本-新音乐产业观察

“不大空间”的舞台

2019年10月开张,仅两个月后便遭遇新冠风浪,直到今年5月才慢慢恢复营业。八零后的阿星,将积蓄全部投在了不大空间,“已经全花完了。”

相比新晋的音乐空间老板,他更为独立音乐圈熟知的身份是调音师、录音师和制作人。从2000年初在大学帮人做专辑、摸索调音台开始,阿星的制作和调音履历至今已近20年。当年山东大学社会学毕业的顺德男孩,已人到中年,偶然经朋友推荐到荔湾湖边看了古旧民居,动念打造起广州为数不多针对一到两百人观众规模的livehouse,并将自己的咖啡情结融入其中。

创业刚刚起步,虽然积蓄花了不少,店里营业状况也才刚刚复苏,但阿星对未来颇有信心。他再度出山游走各地调音,用调音的收入补给不大空间。

学社会学的摇滚爱好者

在调音师、录音师、制作人、老板身份之前,阿星是一个摇滚爱好者。2001年读大学,顺德长大的阿星想去北方瞅瞅,就考进了山东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木吉他变成电吉他。学校迎新晚会需要调音,没人懂音响设备,发烧友阿星就凭着感觉摸索,学校里的一堆设备供他把玩,这是接触调音的开始。

大二时,从广州中山大学来了一个交换生,外号“黎叔”,会填粤语歌词,自弹自唱。他们在学校外租了个房,对录音制作使用声卡这件事完全没概念,就用电脑自带的声卡,插了耳麦,搭建起简易的录音系统。编曲用Fruity Loops Studio,阿星听乐队长大,有编曲配器的概念,就为黎叔的弹唱编上贝斯和鼓,再用Cool Edit软件录音。黎叔将专辑刻录成实体,在网站售卖。“这等于是我第一次制作。”阿星说。

毕业后,阿星回到广州,在南方报业的《21世纪经济报道》实习两个月,又到PCB(印制电路板)生产巨头的Jabil(捷普科技)当起仓管,一干三年半。

八点上班五点放工,工厂离广州市区有一个小时的大巴车程,平时的消遣就是打篮球看电影。下班无聊,阿星喜欢逛网上论坛,他是“音频应用”的常客。这个论坛的创始人之一叫胡戈,曾因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名噪一时。论坛上都是音频制作的专业知识分享,还有音频爱好者的讨论。

曾经制作过一张专辑的阿星,就想通过论坛系统了解音乐制作的知识和软硬件设备,“那时国内没有专门系统的教材,基本上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聚集在论坛上,每天回去第一件事就打开论坛看一看。”

曾经的音乐伙伴黎叔,成了广州某艺术学校的老师,热衷办演出、看演出,在广州大学城时不时组织音乐活动,他就请还在做仓管的阿星去调音,阿星说刚毕业时对调音台还是一知半解,全凭感觉摸。

2007年,黎叔带阿星去看了后来对阿星影响很大的乐队的表演——沼泽乐队和秘密后院。看完演出,阿星跟乐队一同宵夜,从此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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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乐队巡演济南站,海亮陪着阿星回了一趟阿星的母校山大

秘密后院成员的一位朋友开了一个叫井空间的酒吧,这里常常聚集广州的民谣人士,五条人就曾活跃在里面。周末下班,阿星时不时到井空间调调音。

再后来汶川地震,广州音乐界出合辑,秘密后院和沼泽乐队贡献的歌曲,都由阿星录制。沼泽成立了演出公司声锐,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后摇音乐节,阿星负责录音;在2008年下半年,他又跟随秘密后院到厦门的第六晚咖啡馆制作专辑《江湖边》,这是他正式制作的第一张专辑。

永远在路上的调音师

当时国内的乐队没有随队调音师的概念,调音师也并不职业化,通常调音都是乐队乐手“瞎摸”完成。阿星那时帮秘密后院的演出调音,演完后,便在咖啡馆天台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里,用两台电脑两个声卡,同期录制了秘密后院的新专辑。

这时,反叛的黎叔在学校格格不入,2009年他辞掉老师的工作,阿星也结束了朝九晚五的仓管生活,两人合开了铁黎录音棚。

但他们不擅经营,又不肯接跟音乐无关的商业活,在2009年至2014年的五年时间里,“我们两个都困在那里,录音棚也做得不成功。”——这期间,他们出产了秘密后院的三张专辑、小雨乐队的首张专辑、黑戒乐队的首张专辑,以及五条人、沼泽的若干Demo,“都是给身边一些乐队做录音,那个棚没有一些很著名的作品。”

2009年广州的TU凸空间开业,这是广州最知名的本土livehouse。铁黎录音棚不足以支撑阿星的生活,他在TU凸空间当了三年调音师,维持生计。世界各地的音乐人,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到此表演,给了阿星丰富的锻炼机会,“能接触到那些乐队的现场是蛮幸运的,能学到很多东西,真正把调音当做自己的职业,是从TU凸开始。”

2012年,沼泽乐队请阿星做巡演调音师,阿星在TU凸的驻场频次减少。长时间待在一个场地,对场地声场的调适驾轻就熟,从容应对,但到了外面,每个场地软硬条件不同,阿星开始研究起场地的声学,“为什么不同场地有不同的声音?为什么去不同场地要调整整个系统?”

文化盐碱地的广州也零星冒出了音乐节,阿星也开始接触音乐节调音。在2012年底沼泽巡演完毕后,阿星开启了他的骑行环游中国之旅。

从广州离开,阿星在元旦抵达南京,经过一个半月骑到了北京。阿星原定每到一个大城市,就逗留一段时间,赚些生活费再继续上路。北京的朋友听说树音乐在招人,介绍阿星过去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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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星在调音室工作

他在树音乐负责录音棚工作,半年的时间大体掌握了中国摇滚乐在北京的生态环境面貌。他在树音乐的六个月,宋冬野在那里录制了《安河桥北》,阿肆在那里做出了“人民广场吃炸鸡”,新裤子在那操刀张蔷的新专辑……

经历了几张专辑,帮徐佳莹、杨乃文的巡演调音,阿星继续骑行。“时不时就是连续四五十公里上坡。骑到成都之后骑行生涯就结束了。”

因积劳成疾,阿星的膝盖负伤,历时近两年的骑行以成都为终点结束了。2014年阿星回到广州,偶尔回TU凸空间兼职调音,又在次年去了广州YY文化传媒,为女团1931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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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星最后一轮骑行“西安——成都段”所用的自行车

阿星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来自供职YY的收入,他也通过在迷笛、草莓等各大音乐节调音存了些钱。

做演出的咖啡馆老板

阿星将多年靠调音存下的积蓄都投入在不大空间。“从来没有想过做这么一个实体的东西出来。”经朋友介绍,得知荔湾老城区有意扶持创意产业项目,看完场地,经过半年的方案对比,阿星觉得可以落实这个livehouse。

他想做一个纯粹的livehouse,“不要做酒吧,不把喝酒放一块,我跟乐队去巡演,最怕碰到就是这种场合,就是酒吧里的livehouse。观众不是来看你演出的,觉得买张门票无所谓,又不贵嘛,几十块百十块钱,反正我进来喝酒就喝酒,你在上面就是给我助兴的……就不想开一个空间也是这样的,所以这里正好有个二楼,很适合做成一个单独的空间,就把活动跟饮料区域分开了。”

阿星社会学专业出身,他曾经很迷恋西方哲学,也塑造了一个“虚无”的价值观:“我这个人没有太多的观点,我不会像大家那样对一件事很气愤啊,我只能用虚无解释我的世界观,是一个刻意不想形成观点的状态。”他觉得人生并不需要留下太多波澜,能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到现在做不大空间,也不是人生规划刻意安排的结果。

阿星不喝酒,也不爱果茶,唯一有执念的就是将咖啡融入这个音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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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空间”的咖啡区

阿星是骑行时喜欢上的咖啡,对他来说,咖啡并没提神作用,只是好喝。读书时喝速溶,有了收入开始喝现磨咖啡,原来咖啡还可以很好玩。骑行的路上,他带了一套磨具。

西安到成都,他在宝鸡的太白山逗留,那是秦岭山脉的最高峰,海拔3767米。2014年的4月,温度在0℃左右徘徊,阿星把自行车放在山脚的旅馆里寄存,旅馆只有他一个客人。他带上两袋方便面、两袋速溶咖啡,准备攻顶太白山。第一日睡在半山腰,孰料第二天再往上爬,天气突变下起暴雪。

他在山上看着远处野熊的背影,和时不时出现的熊的脚印,景象宛如北欧的森林。

攻顶的第二天早上醒来,阿星点燃装着酒精的威士忌瓶,用水杯铲点积雪,加热融化后冲了杯咖啡。

在不大空间里,调音或录音棚工作之余,阿星也偶尔到饮料柜台冲几杯咖啡。

下一步是厂牌

正因为对事情没什么规划,阿星做不大空间并没有很大压力。不大空间的定位是做观众在200人以下的演出,这弥补了广州小场地的不足。“适合一些新乐队,适合做一些刚起步的乐队的演出,这么小的空间肯定一线的不用想、二线的也不用想。”近期的人气乐队虎啸春、回春丹都在不大空间制造了爆场的景象,一票难求。

但也有售卖票数是个位数的尴尬场景。多年来活跃在广州音乐圈的廖美贤,是不大空间的活动经历,负责管理场地的演出事务;原本以咖啡师身份招进团队的脑脑,也跨界兼任调音师,师从阿星,承担部分调音工作。

进入不大空间,迎面便是双层的长方形饮料休闲区,二层还有楼台、投影,实现了聚会、商谈等多功能。咖啡厅的隔壁是方正的表演场地。走出室内,通向后院,观众和音乐人通常在这个区域聊天或吸烟。再进入后面的房子,便是低音量工作室。

阿星还是没有主动推广录音棚,不想接“乱七八糟”的活。他预想,《乐队的夏天》会带动乐队产业,促进乐队对录音和出作品的需求,或许录音棚的生意会渐渐好起来。

做调音师多年,瓶颈主要来自南北差异,阿星直观感受是,南方知名的调音师没几个,出名的乐队也少。明星、名乐队、名调音师是相辅相成的,北方的调音师也更容易因为服务对象的高涨人气而名声大振,“独立音乐这块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起来了,江浙也起来了。广州这块非常弱。广东的乐队要么是小圈子自high,要么就像沼泽或秘密后院很苦,不愿迎合市场,广州这边蛮难的,做调音师、做独立音乐都蛮难的。”

最近阿星想通过不大空间,成立一个厂牌,签一些乐队。但目前这个想法还在萌芽中,他的时间都被随行调音师的工作占据着,“但这个事情的确可以去做。”

*注:本文图片均来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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