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好声音》之后,中国电视观众迎来了《中国好歌曲》。这种节目形态上的转变不禁让电视界为之动容,同时,中国音乐人也在思考互联网背景下原创音乐的生存空间。要说《中国好歌曲》在争夺收视率,不如说它在引发唱片界的思考,它是互联网时代中国原创音乐的试验田。

彭博商业周刊:听说音乐复活了(上)-新音乐产业观察
  • “好声音”使音乐选秀死灰复燃,而“好歌曲”能再次激活中国的原创音乐市场吗?
  • 张亚东说:“原创音乐的艰难时代从未变过,只是黑我们的人变得不同而已。”

文章概述:在《中国好声音》之后,中国电视观众迎来了《中国好歌曲》。这种节目形态上的转变不禁让电视界为之动容,同时,中国音乐人也在思考互联网背景下原创音乐的生存空间。要说《中国好歌曲》在争夺收视率,不如说它在引发唱片界的思考,它是互联网时代中国原创音乐的试验田。

死灰复燃唱片界

“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她……”35岁的歌手周三,在《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唱了这首朴素真挚的《一个歌手的情书》,打动了很多人。但在做了多年电视音乐节目、《中国好歌曲》总导演沈宁听来,这更像一首“唱给穷得只剩下理想的音乐产业的情书”。

2014年1月3日,由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和灿星制作团队联合推出的一档原创真人秀音乐节目《中国好歌曲》首播。

当天晚上,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二季、江苏卫视《最强大脑》也在同日开播。根据全国网收视率显示,《中国好歌曲》以1.91%夺得冠军。“我觉得自己现在做的才是真正的音乐节目。”沈宁自豪地说。

虽然与近两年火爆的《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制作团队出自同样的班底,但是作为灿星第一档自主研发的原创节目,《中国好歌曲》(以下简称“好歌曲”)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我们强调原创歌曲的重要性,做了‘好声音’就必须做‘好歌曲’。”星空华文传媒CEO、灿星制作总裁田明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原创模式和原创音乐才是这个节目最大的魅力之处。”他同时有些悲壮,“我们是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的。”

2013年8月,本刊关于“好声音”的特写《歌舞升平》中,田明说他在“好声音”的收视率和市场成功之中反而感到恐慌。“光有会唱歌的艺人是个很小的层面,我们想把‘好声音’从一个节目变成一个产业链,希望通过‘好歌曲’挖掘一些优秀的音乐人,这样既有台前的艺人,也有好的幕后创作人,再加上我们既有的平台,整个链条就通顺了。”

田明坦承当时团队内部并不看好“好歌曲”的市场表现。在中国的音乐选秀类节目中,熟悉的歌手或者熟悉的歌是节目质量的基本保证。

但与之不同,“好歌曲”将焦点由发现歌手转向了发现歌曲,以及这些原创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选择了由创作人演唱自己尚未发表过的原创歌曲的表现形式。“两个陌生的形式导致了不确定性增大”,灿星宣传总监陆伟说,“好歌曲”无疑是收视率的一次冒险。

对于雄心勃勃的田明和灿星而言,这步险棋却是不得不走的。“好声音”贵为中国音乐选秀2.0时代的典范,但是却也无法逃脱困扰中国音乐界和电视人十年之久的宿命——选秀之星的转瞬即逝。“好声音”造就了很多优秀学员,但是在赛后的包装和推广上,灿星却并不顺利。

2012年第一季节目结束之后,灿星计划在年内为吴莫愁、李代沫等九人推出专辑,“但当你去寻找歌曲的时候,发现特别困难,压根找不到好的歌曲。”陆伟说,“音乐类节目最后还是要落脚在音乐产业本身上。”除了在庾澄庆的帮助下吴莫愁迅速推出了单曲,其余所有专辑直至2014年初才完成制作。其他选秀节目也无一幸免,《快乐男声》、《超级女声》都出了不少歌手,但是由于原创力匮乏,这些歌手成了无根之木。

任何好的产品都有生命周期。沈宁此前是“好声音”前两季的导演,在录制第二季“好声音”时她就“傻了”。她对《商业周刊/中文版》回忆说,“所有能够有收视率的好歌都被第一季唱完了,第二季我们找不到歌了,这让我们很痛苦、很郁闷。”

原创音乐产业像一片土壤,所有的音乐节目和歌手演艺都根植于它。《美国偶像》2002年首播,十多年遭受新兴真人秀以及互联网的冲击,但仍然是选秀节目的“常青树”,制作方预估将办到2018年。它受益于美国流行音乐本身的繁荣多样。这些年,中国音乐产业的坏消息从未间断过。“唱片已死”,是音乐制作人宋柯对当下传统音乐产业危机做出的判断。“好声音”使音乐选秀死灰复燃,给电视媒体及饱受版权困扰的音乐产业带来新刺激,“好歌曲”能成为一剂强心剂,再次激活中国的原创音乐市场吗?

刘欢的责任

“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李宗盛《山丘》

最起码,刘欢是乐观的。“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吧,可不可行我们正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有希望。”刘欢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标杆性人物,刘欢认为他身负着一种责任,“该为中国流行音乐原创做点实事”。在不太景气的音乐环境里,刘欢坦言自己还算比较清醒,他虽然会出任音乐选秀类节目的评委,但更关心原创能力的问题。

“我们有大把的好嗓子,可是为什么一直都在重复唱着那些老歌?”早在“好声音”第一季录制过程中,节目导师刘欢和田明聊天时提出了这个建议。

作为“好歌曲”的发起人,刘欢和灿星在随后一年多时间内反复讨论节目的可能性,并身先士卒地出任导师。直到“好歌曲”第一集斩获高收视率后,刘欢说自己心里才有了底。

“他是典型的处女座”,沈宁说。在节目的筹备过程中,刘欢事无巨细地参与着每一项环节的讨论。在选择完第一批歌手之后,刘欢就召集音乐总监捞仔等人讨论这些原创歌曲如何进一步改动。压抑了许多年的中国原创歌曲力量,通过“好歌曲”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井喷”。霍尊唱了一首中国风的歌《卷珠帘》,视频微博在24小时内被转发6万余次。曾经在崔健乐队担任十年贝斯手的张岭唱了《喝酒Blues》,“这种新鲜感觉有点像当年老崔的《一无所有》”。

陆伟说,“过去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靠广播电台、电视来打歌,现在主要通过网络推广来实现。‘好歌曲’希望通过电视这个平台,能把这些各种各样风格的,甚至小众化的歌曲,都让大家欣赏到。”

“好歌曲”更像是在弥补过去十多年原创音乐产业方面的缺失。对中国音乐电视有印象的人应该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繁荣时期,中国电视节目中有相当数量的时间和栏目在推广原创音乐。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央视《东方时空》“95新歌”,一年52周,每周五分钟推一首原创新歌,用MV形式呈现,老狼的《恋恋风尘》、高枫的《大中国》等歌曲迅速流行。“电视台在推原创音乐,这件事有它的态度。”时任音乐总监黄小茂记得,许多音乐人寄来小样,没钱录音和拍摄MV,节目组给他们提供资金。

像很多野蛮生长的产业一样,那时候的音乐市场“不用去想谁接受得了接受不了”,黄小茂说。从最初效仿台湾的邓丽君和刘文正,到崔健呐喊出的摇滚浪潮,再到具有内地特色的西北风和校园民谣,内地流行音乐产业经历了跨度十多年的辉煌。高晓松在脱口秀《晓说》中将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称之为“可以与电影、文学相比肩的伟大的艺术和文化现象”。

“好歌曲”团队的许多主力来自上海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我们是做流行音乐的电视人”,沈宁如此定义她的工作。这个存在于2002-2007年的音乐频道一度是上海最重要的音乐宣传和推广平台,“能收到很多的宣传唱片和通告,很多唱片公司还在推广新人。”她记得,当时音乐产业还没太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实体唱片依然还有市场。2004年,朴树的《生如夏花》和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唱片销量分别高达100万和400万张。后来沈宁才知道,那是实体唱片在华语音乐市场最后的辉煌。

2004年11月,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走红,它脱离传统音乐制作和发行渠道,单月彩铃下载量达600万次,超过朴树和刀郎全年专辑销量的总和。“感觉原创音乐一下就不行了。”沈宁的音乐频道各个节目收到的宣传CD数量急剧减少,音乐和新人推广成了赔本买卖,广告收入也相应下降,2007年被迫关停重组。在尝试了几档不成功的音乐节目后,他们来到灿星参与制作“好声音”和“好歌曲”。

“好歌曲”节目组在筹备节目之初,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超女”选秀十年留下来的乏善可陈的原创音乐实力和人才储备。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好歌曲”47个导演和近百位外围人员走遍了大大小小35个城市的酒吧、大学等原创音乐的聚集地,翻遍了几乎所有主流音乐网站内原创专区的每个角落。

导演组甚至找到了近20年所有国内发行唱片中的歌词页,把词和曲的作者记录下来逐一寻找。此外,灿星还联系了几乎所有的唱片公司,希望这些传统的音乐供应商能够推荐一些原创的歌手和歌曲。“大家都很支持这么一档节目”,沈宁说。许多已经小有名气的选秀歌手以创作人的身份再次参加这档节目,第一集走红的霍尊便是如此。

这种寻找甚至动用了灿星高层的力量。原创音乐人马上又在“好歌曲”筹备中就两度接到田明的亲自邀请。马上又是“好声音”第一季那英团队的音乐总监,他曾经参加《中国火I》专辑的录制。《中国火I》由魔岩唱片1991年推出,收录张楚的《姐姐》、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等经典。马上又说他参加节目并不是要发展成商业化的歌手,而是希望将自己的音乐态度和人生感悟传达给观众。

“好歌曲”将初选的曲目汇集后,数量竟然高达两万首,在经过一轮轮的听歌会和录音棚试唱后,最终选定了150首歌曲进行节目录制。

与这些创作人沟通时,沈宁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特别高兴地发现原创音乐还活着,他们原来只是没有一个展现的平台。”

节目播出第二天,马上又和妻子的手机响个不停,“都是问我怎么也上选秀节目了?”马上又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往烟斗里装烟丝,爽朗地开玩笑,“我说去你大爷的,我就去了,怎么着?”

唱片的功能蜕变

“我曾经如此地着迷/最危险的游戏和你/去找世界尽头/那惊心动魄的不朽”——张亚东《世界尽头》

知名音乐人、王菲御用制作人张亚东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原创音乐的艰难时代从来都没有变过,只是黑我们的人变得不同而已。”他理解曾经的合作伙伴、原太合麦田唱片创始人宋柯发出“唱片已死”的悲观论调,2004年他的个人独立音乐厂牌并入太合麦田,他出任音乐总监。

但整个环境迅速变了,宋柯说“唱片已死”之后,宣布公司不再签艺人,而转向做版权公司。张亚东的个人音乐工作室后来签约星光国际娱乐公司,也不再选择签约艺人,因为从头培养一个新的艺人是赔钱的过程,而艺人成功后很难长期维持合约关系。“不自私的艺人不是好的艺人。”张亚东苦笑道。

张亚东的“退缩”来自现实的残酷。当初他选择的是全产业链的形式,从包装歌手到制作专辑,张亚东热情洋溢、又充满理想地去挖掘有才华的新人,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好歌曲”的参赛选手张岭曾经以歌手和创作人的身份与张亚东签约,2006年发行了个人专辑《女人的歌》。

但这张融合了Blues、Funk、Jazz、Rock等多重风格的唱片,市场效果却不尽人意。音乐有产业却无商业,张亚东不愿意向市场妥协,只好将公司业务收窄,只为成名歌手制作专辑。

这样既可以缩减成本、规避风险,还能够集中最强的优势。“我的收费是很贵的。”张亚东很骄傲。他欣赏台湾乐队五月天的一首歌《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轰轰烈烈的排行,沸沸扬扬的颁奖,跟着节奏我常迷惘/当人心变成市场,当市场变成战场,战场埋葬多少理想/歌手追逐销售量,记者追逐点击量,没有谁比谁更善良/无论天后或天王,无论小兵或老将,曲终人散都要苍凉……”

即使是华语音乐最高水准的标志,台湾滚石唱片也消失很久了。它为华语流行音乐贡献了罗大佑、陈升、李宗盛等创作型巨星,建立了标准唱片公司体系和制作流程的“样板间”,被誉为“华语音乐的黄埔军校”。

1986年加盟滚石的周华健赶上了最好光景,“我不敢和张学友每张专辑百万张销量相比,但是我的每张专辑最少也都能卖到80万张左右。”

作为“好歌曲”的四位评委之一,周华健说他此前推掉了很多音乐节目评委的邀约,“但这一次因为是创作歌曲的关系,我才很疯狂地愿意来当评委,我说我要,真的要。”他对这个产业的急剧变化感同身受,“我有两三年一直处于迷茫的时期”,好几年才出一张新专辑,每张销量最多一万多。

所以,当周华健听到李宗盛十年磨一剑的歌《山丘》的时候,有一种“我们的时代过去了”的悲凉感:“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体系和市场规范程度的区别,海峡两岸的唱片公司和创作人在版权收益方面一直处于相反的两种境地。周华健给《商业周刊/中文版》算了一笔账,由他词曲创作的《明天我要嫁给你》收录于1993年专辑《花心》,在唱片业巅峰时期,他每年可以凭借这首歌在港台地区获得140万新台币左右的版税。

同样是1993年,杨钰莹唱遍大江南北的《轻轻地告诉你》,词曲作者毕晓世享有当时几乎最高的稿费,唱片公司也只是一次性支付了3000元人民币。

毕晓世说,“有时你觉得谈钱挺俗的,但问题是你没有商业的支撑,音乐作为一个产业很难往前发展。光靠理想、梦想去实现,有人可能支撑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大部分人就转行了,长此以往,整个产业必然会像现在一样疲软。”他给“好歌曲”推荐了一些歌手,他认为这个节目更应该叫“中国好创作人”,跟“中国好歌曲”还有点偏差。

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由唱片工业支撑的内地音乐产业有着明显的增长痼疾,但致命一击来自数字革命。“音乐变得没有价值了。”当然娱乐CEO张勇将2004年视为中国原创音乐最黑暗十年的开始,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MP3等播放载体的日益普及直接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免费音乐视听习惯。

免费音乐成主流,只有少部分人还愿意自己掏钱去买正版CD。

“唱片现在和名片一样,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宣传和收藏。”环球天韵CEO冯海宁如此评价实体唱片在功能上的蜕变。唱片已经从传播音乐和获取利益最主要的介质退化成为发烧友的收藏爱好。唱片销量的急剧衰退严重削弱了唱片公司的盈利能力,而传统发歌渠道的成本依旧保持高位。

即使秉承着“节约办原创音乐”的原则,一张标准专辑的制作费用大概维持在40万元,加上打榜宣传和拍摄MV等必要费用,一张专辑的成本最低也要保持在100万元左右。“唱片不发不行,一发就赔钱。”冯海宁道出唱片公司的两难困境。唱片公司在压力之下收缩战线和调整生存之道。“所有人都开始只做一件事,就是不停地演出。”张勇说。依靠演出经纪维持基本运行是他们在数字音乐时代的最初反应。

2006年张勇开始经营当然娱乐的时候,“许多唱片公司已经很难生存了”,唱片界的朋友建议他不要将大量的投资放在原创方面,要主营艺人经纪“挣存量的钱”。时至今日,演艺经纪仍然是众多唱片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弥补创作内容和培养艺人的成本。

在原创音乐的召唤下,有才华、有梦想的人行动起来了。当然娱乐给“好歌曲”提供了艺人和歌曲备选,老板莫凡有很多台湾音乐界的人脉。他们跟“好歌曲”一起组织过北京试听会,还在和灿星讨论后续合作。

张勇形象地说,“好歌曲”就是“在小众歌手中寻找新的汪峰”。另一个评委、创作才女蔡健雅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音乐节目不可能一直翻唱下去,否则音乐市场不健康,‘好歌曲’成为了一个小惊喜。我觉得是时机已经到了,它同时让创作人、喜欢创作的人看到,我们有机会做原创音乐了。”

撰文/吴丽、王卓

编辑/张娅、张田小

(《听说音乐复活了(上)》完,后续内容详见《听说音乐复活了(下)》)

转自:彭博商业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