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两年来,Pandora一直为降低给创作者的版税比率而与出版商、出版协会们争论不休。美国音乐出版协会会长David Israelite为此特别撰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看Pandora如何被打脸-新音乐产业观察

过去两年来,Pandora一直为降低给创作者的版税比率而与出版商、出版协会们争论不休。美国音乐出版协会会长David Israelite为此特别撰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下是新音乐产业观察编译的文章全文。

在为听众准备的元旦贺词中,Pandora的总裁称2014年是“Pandora创作人之年”。他认为对于那些想通过其流媒体谋生的人来说,上一年业绩是乐观的。

事实上,2014年是音乐创作者与音乐流媒体斗争之年,他们努力为创作人们争取公平的收益,相反,Pandora却在法庭及国会上全力以赴争取支付更少的版权费。

Pandora公司总裁正指望这几件事:首先,音乐迷们根本不明白艺人和创作者收入的不平等,如果说是艺术家就能得到较多收入,人们就会以为每个人都将得到补偿。但事实是,艺人和唱片公司获得的收入占Pandora收入的50%,而创作者仅获得4%左右。

其次,他还希望粉丝们别太在意公司曾两度到法庭要求缩减支付给歌曲创作者的费率——比Pharrell Williams流媒体播放率高达4300万但收入只有2700美元的大热单曲《Happy》还要低。

与所谓“勤劳的艺术家”荣誉截然相反,2014年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歌手兼词曲家对于流媒体不公平对待歌曲创作者的行为纷纷说“不”。 Taylor Swift曾大胆发表言论反对Spotify极低的版税,她说道,“我可不愿为了这样的实验而贡献自己的作品,这对词作家、制作方、艺人以及音乐的创作者们都不公平。”

Jason Aldean也效仿了Taylor的做法,他声明,“我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事业是依赖纳什维尔乡村音乐一条街上的词曲家、出版商、制作人和工程师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做的是有价值的事情,我希望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能让我的音乐获得公正合理的报酬,这也是对给予我美妙人生的人们一种公平的对待。”

幸运的是,同为词曲家和唱片艺术家的Swift和Aldean有能力让自己的作品从Spotify上下架。但如果他们只是创作者,面对落伍的政府法令,只能一声叹息。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像Swift这样的大明星为词曲家们发声,这些音乐的幕后者们根本无法受到关注。

那么,词曲家们为什么不能从流媒体上分到一杯公正的羹呢?以Pandora为例,艺人们至少还有一些权利去协商费率,而词曲家则是一点权利都没有的。正如Avicii的热单《Wake Me Up》的联合作者Aloe Blacc所说,“按照法律,我们不得不同意商业公司使用我们的作品,只要他们支付一定费用,我们就没有讲价的空间了。正因如此,我们就没办法维护我们创作的音乐。”

既然如此,Pandora凭什么声称为创作者们盈利呢?其总裁在给听众的讲话中谈到,“Pandora已经成为艺术家们真正的家,他们拥有着一批前所未有的听众。”

Pandora还会简称版权方能从其平台上获得足够对的收入,但是,只有在唱片促销时,版权方的努力才会转化为盈利,可随着流媒体的流行,唱片的销售也随之下降。流媒体本身正成为主流的盈利模式,这也正是Pandora的支付如此至关重要的原因。

讽刺的是,Pandora在明明是冲击了唱片销售的情况下却说自己刺激了销售。

诚然,为了生存,版权方什么手段都可以。但艺术家们能从Pandora那里得到多少呢?其数目是惊人的少。Pandora去年11月份曾兜售“Pandora效应”,其中提到,对于新的音乐来说,比较积极的效果是给大公司2.82%,给独立厂牌0.62%,虽然后者显得无足轻重一些。”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Pandora效应呢?也就是没有销售上的增长,支付给词曲家的薪资少得可怜,以至于最成功的词曲家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Pandora总裁自信地说,一想到网络传媒能够对这些天赋非常,值得嘉奖的艺术家们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就令人激动。他又补充到,“如果我们好好去做,一定能够有所成就。”

但对于词曲家们来说,他们如果若想争取更多权益就不得不受制于大公司,所得反而越来越少。

我希望以其去说服音乐爱好者们通过收听Pandora来帮助词曲家及艺术家们,不如让其总裁给予创作人们更公正的收入。这样或许能让Pandora的“新年革命”是发现音乐创作者的价值,从今往后让词曲家及流媒体茁壮成长,让2015真正成为“Pandora创作人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