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如何,未来两年,自我经营的能力加上摩登天空的资源和资金支持,痛仰很有机会成为唐朝、黑豹之后中国20年来又一支明星乐队,并催生出中国摇滚的“富摇一代”。

从痛仰看“穷摇一代”的致富路-新音乐产业观察

中国摇滚,今年为止,最“振奋人心”的消息,非痛仰“天价”签约摩登天空了。这件事,对于摇滚乐的最大意义在于,以痛仰为代表的“穷摇一代”彻底终了,在1994年的动辄销量百万的“新音乐春天”之后,摇滚乐经过20年的艰难跋涉,年轻一代摇滚乐队终于又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而作为模板的痛仰以及其他高价签约摩登天空的乐队将有可能像20年前的唐朝、黑豹那样为中国带来一轮新的“乐队潮”。而个人比较好奇的是,“穷摇一代”到底是如何致富的呢?在此我试图为自己捋出一些线索。

关于“穷摇一代”

所谓“穷摇一代”,由来已经不可考,但第一次让这个词广为流传的,是2008年记者刘颖为北京晚报采写的报道《北京“穷摇一代”生存状况采访》(以下简称《穷摇一代》)。该报道中,把“痛仰”、“夜叉”、“病蛹”等先后混迹北京郊区树村和霍营的重型乐队列为“穷摇”的代表,其中重点介绍并专访了痛仰。

不过,《穷摇一代》文中并没有描述“穷摇一代”到底有多穷,只有痛仰在专访中提到“我从开始做乐队到今天,一直都是在靠朋友、家人的接济。”这一句大概可以让人约莫想象到“穷摇一代”的窘迫。

树村和霍营,曾经因为聚集了大量来京追梦的摇滚乐手,而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圣地。十年前,各式各样的摇滚文章中,都会常常读到“树村”。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是颜峻在《不,树村不是乌托邦》中写的“2001年初几个摇滚乐论坛上出现过一个帖子,是几个慕名来到树村的少年写的,他们背着乐器,来了,在饥饿和磨难中坚持了三个月,没有机会赚钱——就是去酒吧唱歌,也需要过人的相关技术——然后他们走了,带着破灭的理想,和对媒体美化宣传的愤怒。”

树村拆掉的时候我在上海,所以,一直很遗憾没能一睹圣地真容。直到不久前,跟道略的毛总吃饭,他给我补了一课。他说自己曾经跟同学一起“潜伏”在树村做社会调查,看到摇滚乐手们的生活真是凄凉,因为当时不像现在有那么多Livehouse,独立出版也没蔚然成风,摇滚乐队的出路很少,很多人只能靠在街头弹唱维生,然后听天由命。

转折点

21世纪前五年,可能是中国摇滚乐最艰难的五年。20世纪末,嚎叫、摩登天空、新蜂等年轻独立厂牌先后成立,为年轻乐队创造了更多签约的机会。但经过1997-1999年的小高潮之后,中国摇滚乐的市场并没有爆发,也没有再现1994的辉煌。

而乐队们发现所谓签约,也并不能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北京原创乐队的在酒吧的演出价格极为低廉,一支原创乐队一晚上的出场费大约是100-200元,碰上生意不好的时候,出场费大约40-50元,(每人10元左右)连来回的路费都不够。即使出专辑,也不见得会有所好转。以 ‘舌头’为例,一张专辑摩登天空用5万块钱即可全部买断,录音费大约2万,剩下3万元6名乐手平分,每人才5000元钱,有些人连两年的债都还不清!”吴虹飞曾在2000年的文章《中国摇滚——大众和个人的想象》写道。

但是,从2005年开始,情况有了变化。一方面,音乐节市场初现,迷笛音乐节票价水涨船高,北京流行音乐节等新的音乐机出现,对乐队的需求开始多了;另一方面,演出场地开始渐渐多了起来,以前乐队出路只能是等着签唱片公司,现在越来越多乐队选择上车走人全国巡演去;还有,越来越多乐队开始尝试唱片独立出版。总之,乐队的选择多了,不需要再听天由命了。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2007年。这一年,Yeah Yeah Yeahs压轴的摩登天空音乐节、九寸钉压轴的北京流行音乐节开起来音乐节井喷时代;同年,号称“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Livehouse”的Mao开业,去Livehouse看演出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乐队有了更多的演出场地。这一年,痛仰正在酝酿一次漂亮的转型。

告别“穷摇一代”

2006年,我一位朋友突然在MSN上丢来一首新歌,不告诉我是谁唱的,只故弄玄虚地说,听听看觉得怎么样。

那首歌的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听完他告诉我是痛仰唱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对痛仰的印象停留在《这是个问题》上,而听痛仰唱民谣,我有点不太习惯。

那个朋友是个死硬的金属党,他反而觉得挺好的,他说歌好听就行,一味的呐喊也不真实。而且,他还说,痛仰从今以后可能都会是这样了。两年后,我们就听到了《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一张彻底改变他们命运的专辑。

但其实,在我看来,改变他们命运的,并不是专辑,而是巡演。如果不是因为从2005年开始,每年50场50场地演,如果一直蜗居在树村或霍营,高虎应该写不出像《再见杰克》、《公路之歌》这样的作品。

“2006年我们进行了一次全国巡演,游历了50多个城市。这次巡演和2007年我一个人去旅行对新专辑的改变影响很大。”高虎在《穷摇一代》中如此回答记者。

如前所述,2005年起,摇滚乐队全国巡演风气渐盛。这一状况,既源于乐队对唱片公司的绝望,对新出路的渴求,以及全国交通网的日趋发达,也包括乐评人对“巡演”的鼓吹——2002年,郝舫等编译的黑旗乐队主唱传记《上车走人》出版,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乐队对巡演生活的向往——痛仰正在进行的2015全国剧场巡演,卖点之一就是“上车走人,下车表演”。

从痛仰看“穷摇一代”的致富路-新音乐产业观察

(7月7日,POGO看演出·痛仰2015全国剧场巡演发布会在极客咖啡举办,左四位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

钱是好东西

除了巡演,高虎也在《穷摇一代》里无意中透露了自己“转型”的内在动力:“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能向亲戚朋友去张口要了。”

显然,民谣比新金属更有市场,更容易挣到钱。

事实如此。在《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发行之后,痛仰的歌迷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公路之歌》被广为传唱,我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人朋友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来演唱这首歌,甚至成为我的一位台湾独立音乐人朋友演出的保留曲目。

痛仰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尽管他们一直保持着独立经营,并没有签唱片公司,也没有参加什么选秀节目,但到2013年年底,我为《中国文化报》撰写《告别“穷摇一代”:玩摇滚也能养活自己》一文时从业内朋友处得知,痛仰的商演价已经高达十几万——这个价位(及以上)的摇滚歌手/乐队,连汪峰、许巍等加一起,全中国当时不超过五位。

所以当我听说摩登天空天价签下痛仰的时候,我丝毫不觉得讶异。如果一个常年压轴音乐节、又有着多少热门歌曲的乐队还卖不出高价,那么以后谁还想玩摇滚?

但我更关心的是,痛仰签约财大气粗的摩登天空后,在乐队的整体运营上能不能有一个质的提高。

这么多年来,中国摇滚乐队一直缺乏明星级别的运作,也就是完整概念的企划、包装、推广和相应的营销——逃跑计划有那么点意思,痛仰的走红则完全是靠自己野蛮生长出来的。这次签约摩登天空,对痛仰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虽然摩登天空这么多年来,也并没有成功运作出一个摇滚明星,但从这次痛仰2015全国剧场巡演的推广看,他们也似乎在进行一些尝试。比如所谓“摇滚巴士极客上路”的概念,可穿戴设备与音乐现场交互,4K直播,又比如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快闪”营销——有钱和没钱,就是不一样。

无论如何,未来两年,自我经营的能力加上摩登天空的资源和资金支持,痛仰很有机会成为唐朝、黑豹之后中国20年来又一支明星乐队,并催生出中国摇滚的“富摇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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