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如今的大环境下,歌手更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都丢给唱片公司去打理。现在的唱片公司承担不起这样的义务——这个年代,是唱片公司更需要新人的年代,而不是新人更需要唱片公司的年代。

不是唱片公司推不出新人,而是新人不需要唱片公司-新音乐产业观察

文/陈贤江(新音乐产业观察创办人)

最近有篇文章在朋友圈里传播得很广,《唱片公司为何难推新人》,《新闻晨报》记者徐宁采写,从去年一直传到今年。

这篇文章传播这么广,肯定是因为戳到了大家的痛点,大家才会使劲转发。

个人非常认同文中提到的一个新人难出头的原因,推广链的断裂:“从前的经纪人习惯带大牌,不会带新人;而带新人的经纪人、企划和宣传素质大不如前——大家都去找野路子,迅速让艺人成名赚第一桶金,选秀是最直接的办法。”(摘自《唱片公司为何难推新人》,以下简称《难推新人》)

唱片公司成本回收难,也是推广链断裂的原因。以往十张只要一张大卖就能回本甚至盈利,但现在唱片普遍卖不动,唱片公司回本困难,当然也不愿意在新人身上投资。

于是,能迅速养成粉丝的“选秀”就成为共同的希望。

其实,选秀对于推新来说也并不是太有效的。从2004年第一届超女到现在,每年那么多选手参赛,到头来推成了几个?中国好声音、好歌曲的成材率也并不高,如果是以能长期健康发展为标准的话。

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体制外的成功却屡见不鲜。

最典型的就是李荣浩,从虾米开始发迹,然后借由台湾金曲奖出口转内销,最后返签到华纳。华纳为此省了大量新人必须的A&R工作,但李荣浩肯定不能算华纳推出来的新人。

另一个例子是宋冬野。其实,确如沈黎晖在《难推新人》一文中接受采访所说,《董小姐》早在被快男翻唱之前就已经挺火了,新仔记得当时宋冬野在北京的某胡同里的Livehouse开唱,买的队伍一直排到胡同口外面。另外,当时在类似Bandcamp的网站MilePub上,《董小姐》的付费下载量相当高。(我也是在MilePub上第一次听到《董小姐》)这些都不是公司行为。

还有一个例子是程璧。今年最火的文艺新声,她不久前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全国巡演最终站,票全卖光了,我的一位朋友慕名前往,买不到票,现场各种想办法,最后时刻才好容易搞到两张退票。程璧的火跟唱片公司也没啥关系,主要靠自己团队的经营和虾米音乐乐童音乐、荔枝FM的帮助——虾米音乐承担了唱片公司的角色,乐童帮忙做下线演出的推广,荔枝FM出钱出力出渠道。

还要提一个极端的例子,陈粒。这位姑娘声称,“不参加选秀,不签经纪人,不签唱片公司”,但是她的歌在网上的试听量却惊人的高,各地演出也场场爆满——当然不是场馆级别的。

这些新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传统唱片业体系内很难出头的。李荣浩歌不错,但不太主流,颜值也不高,这在传统唱片公司是需要花血本长期经营的;宋冬野、程璧属于主流唱片公司完全看不上的类型,问谁都会告诉你“太小众”;陈粒有一定商业价值,可是,她出柜了啊,她还临阵拒绝上选秀,哪个唱片公司hold得住?

但是,这些个性鲜明的新人,却可能要比那些貌似主流却平庸无奇的歌手要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市场。在这个音乐市场日趋细分、媒体渠道日趋碎片的时代,与其奢望被大众所熟知,不如集中极力以合适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听众,然后精耕细作。你有一千个铁杆粉丝,比你的歌被一万人听到强多了。问题是,就算你的歌被一万人听到,也不见得这一万人能转化出一千个粉丝,因为现在生活太碎片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太不集中了。

要命的是,让现在的唱片公司去聚合那么多碎的资源和渠道,性价比太低太低,聚完也未必能火啊。由艺人自己去想办法聚合可能就要简单得多。渠道用不着太全,只要合适就行。随时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方向。而现在有很多新兴的渠道是愿意为艺人张罗事的。比如好妹妹乐队和京东的合作,李志和乐童的合作,都可以视为个人和新兴渠道互助合作的典范。

还有一些人是自组唱片公司经营,比如徐良、汪苏泷自组的“大象音乐”。这样的唱片公司跟传统唱片公司也是不一样的,它完全围绕这艺人需求去运作,更接近工作室性质。另外,新仔近来跟梁欢的经纪人接触不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想法和能力的经纪人,所以梁欢自组公司经营反而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无论哪种形式的经营,都要求歌手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像我在《新选秀歌手的安乐与忧患》一文中说的,在如今的大环境下,歌手更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都丢给唱片公司去打理。现在的唱片公司承担不起这样的义务——这个年代,是唱片公司更需要新人的年代,而不是新人更需要唱片公司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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