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或“小”从来不是民谣的问题。恶趣味也好,不讲究也罢,从年轻一代民谣歌手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传承和坚守。那种对音乐、对吉他、对民谣的爱,从一代代人手里传递着,并终将一直传递下去。

民谣进入小时代-新音乐产业观察

文 | 陈贤江(aka 耳东)

“这社会确实太值得去说说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当年张楚、崔健的水平。”关于当下的中国民谣,高晓松曾如此评价。从以老狼、高晓松为代表的“校园民谣”到以张楚为代表的“城市民谣”,一直到后来周云蓬的《中国孩子》,“民谣”这两个字被赋予了太多社会意义,民谣歌手也曾经主动去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但从最近今年开始,我们会发现,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新一代的民谣歌手更愿意捕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去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敏感和脆弱,而不是去做大时代的代言人或评论家,民谣似乎进入了一个“小”时代,一个追求小情小调、小题大做、小巧玲珑的时代。

“小”时代的入口:低门槛

很多很多年前,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岁月。那个时候的男生除了打架,还得会“查琴”——就是两伙人对着弹吉他唱歌,一首接一首,接不上就输了。(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有相关场面)输了要砸琴,不服就打架,打完回去好好练,练完再“查”,输了又打,打完再练,不知道后来多少大师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那会儿还没有“民谣”的概念,但其实街头查琴的小孩就是最早的“民谣歌手”,那一代人之所以出了不少大师(比如许巍和丁武),除了“查琴”,还因为入行的门槛高,你没有个真才实学,真的很难够着唱片公司的门儿。

不像现在,“查琴”没了,唱片公司也快没了,随便练个三五月的琴就能在家里捣鼓出一张唱片来,花个三五千的做成碟片,往外一散,就是所谓“独立音乐人”了。这么说绝对没有贬低“独立音乐人”的意思,人人都能弹吉他,是一个仍然没有实现的美好愿望。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相比二十年前,现在入行的门槛低了太多,个人出唱片的难度小了太多。从前的音乐行业是由行业精英们把持的,就算粗制滥造,也是工业标准上的粗制滥造,现在的音乐行业愈发的平民化,其结果就是,行业失去了一个工业化的标准,整体水平被大大拉低了,于是我们听到很多不堪入耳的作品。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听到一些虽然相对粗糙,但有趣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缺乏所谓“情怀”和“深度”,却表达出了工业流水线作品所没有的年轻人喜欢的趣味。比如《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阿肆)和《开学恐惧症》(高姗),这些作品,都是在传统唱片业内很少见的歌曲,但是,经由网络的传播,这些歌曲仅仅在半成品阶段就已经被广为传唱,然后开始被行业所认知。

“低门槛”的不只是作品创作和制作,还包括艺人的运作。网络为独立厂牌的经营提供了最好的渠道,一些出色的独立厂牌,如“和气音乐”,借助于各种互联网产品,仅凭团队里一两个人的力量就成功推出了梁晓雪、范世琪和张萱等“文艺之声”,很好的填补了行业生产的空白——到目前为止,内地唱片公司还没有成功地推出过比梁晓雪更好的“文艺型唱作歌手”吧?

“小”时代的杀手锏:恶趣味

去年以来,有一组新人受到业内的极大关注,他们就是好妹妹乐队,一支由两位大男生组成的乐队。他们完全依靠自我营销卖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唱片销量,据一位业内的朋友说,李宇春唱片的实际销量比他们多不了多少。(当然,不排除他有些夸张)

实际上,我接触到的大多数七零、八五前的业内朋友都表示并不太欣赏好妹妹乐队的歌,但更年轻的朋友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其中当然有欣赏习惯的因素,个人认为更多还是生活习惯使然——好妹妹乐队是一只属于SNS时代的乐队,他们在微博上肆无忌惮的“抖骚”、“卖萌”,他们的歌非常适合在微博上传播——无论《青城山下白素贞》(《新白娘子传奇》一直是各大SNS上的热门题材)还是《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网络名句),都非常能满足追求恶趣味的微博网友。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名字仍然很微博,叫“你妹电台”。

类似的例子还有某视频网站上的红人吴佳琳,她一直在创作和演唱网友“喜闻乐见”的歌曲。比如《师大妹纸歌》,比如《躺着也中枪》,又比如《我是我妈充话费送的吧》。这些歌曲从标题到作品都非常的“微博化”,自然,她的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也相当可观。

“恶趣味”一词源自日本,意思是不良的兴趣爱好。但是,从前被视为“不良”的兴趣爱好,如今已经被网友“喜闻乐见”,“恶趣味”也有了新的含义:喜欢看别人出丑、搞笑或幼稚的行为。而这种“喜欢”,往往并非恶意,反而带着一种自嘲和怜惜,于是“碧池”横行,“卖萌”无敌。这既体现了网络的文化解构力量,也是信息碎片化的结果。如果八零后喜闻乐见的“星爷”周星驰解构的尚且是完整的经典文本,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对文化的解构并重构已经碎到文字。最典型就是以“妹”为核心的各种恶搞:“你妹”、“妹纸”。

“小”时代的特征:不讲究

说得好听是不讲究,说得不好听就是简单、肤浅。

可这对于年轻一代的民谣歌手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 如果说老一辈的民谣歌手都是写诗写出来的,那么新一代的民谣歌手都是上网上出来的,不同时代背景必然早就不同的创作手法,但对于相应的那个时代的听众来说,“感动”却并不会增减。

所以当阿肆唱“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掉心酸”的时候,新一代年轻听众听出的“心酸”未必会比老一代听众听张楚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时听出的”心酸”要淡。

“深刻”还是“肤浅”从来都不是评判民谣的唯一标准。连周云蓬也用“恶搞”的方式(如《春歌》)来宣示自己不想再背负太多的社会责任。有时候,我们对于民谣过于强调其社会性和文学性,忽略了它的生活性。鲍伯·迪伦(Bob Dylan)的偶像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说“人民就是歌曲”,而他的歌曲一直都力求人民觉得通俗易懂,而迪伦还没有成为“迪伦”之前,在酒吧里也得靠着讲笑话和翻唱老歌来吸引听众。如果说民谣有什么标准,那么贴近生活一定是标准之一,“诗歌”什么的只是附加值。

而梁晓雪、Bloody Woods、刘于思(Randy Abel Stable)等年轻音乐人干脆更多选择用英文来歌唱,而且Bloody Woods选择的是北欧民谣、刘于思选择的是美式民谣。国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在汉人的历史里,文字从来都比音符重要得多。但对于这些听英文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音乐首先是音乐,而不是语言。这可能也是新一代民谣歌手的歌曲不够深刻、诗意和讲究的原因吧——他们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器乐上。

“大”或“小”从来不是民谣的问题。恶趣味也好,不讲究也罢,从年轻一代民谣歌手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传承和坚守。那种对音乐、对吉他、对民谣的爱,从一代代人手里传递着,并终将一直传递下去。就像老狼在歌里唱的:“我终于飞上了蓝天,摆脱了无边无际的黑夜,不顾一切的向前飞。它抓住我的翅膀,用尽了最后一丝的力量,可它却抓不住鸟儿的幻想。”

原载于:百度百家